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了人类，在两性共铸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女性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男性一起支撑着作为国家细胞的家庭。但自中国古代及至近代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由于封建男权制的偏见，对于女性的研究资料很少，而对于“沂蒙女性”的记载更是寥若晨星。但由于女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其中有限的事实仍掩盖不住沂蒙女性的光辉。本文以众多女性形象中的沂蒙女性为研究点，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中沂蒙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以便于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一步弘扬和“沂蒙精神”。
一、德才兼备型的女性
《世说新语》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同魏晋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相一致，她们身上闪耀着一种封建社会中女性少有的精神风貌，其个性和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表达。《世说新语》专为女性设“贤媛”一门，其中涉及古代沂蒙女性七位，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集妇德、见识于一身者
由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构成的“四德”，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要求，而“妇德”又居于“四德”之首。《世说新语》中为数不多的沂蒙女性，大都仍然保留着儒家传统的品格和道德观念，
《贤媛》四记载的卞太后堪称“妇德”的典范。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因，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竞不临。
魏晋之际，放达、任诞之风盛行，崇尚风神才辩之美，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于妇德鲜可称者”。但是应该注意到，当时的很多女性还是固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上文中卞太后在亲生儿子文帝曹丕病重时来探望，发现他身边的许多侍女都是当年武帝曹操所宠爱的姬妾，经询问得知她们是在为武帝招魂之际被文帝召来的，因此非常气愤地骂了一句“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就回去了，直至文帝去世时，卞太后竞也没有去哭吊。这是因为曹丕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使卞太后觉得难以容忍，是万万不可原谅的。
卞太后除德行可嘉外，还具有堪与男子相媲美的远见卓识，这种善于识鉴和品评的才能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密不可分的。人物品藻和名流清谈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很多妇女的言谈举止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其远见卓识通过这种活动充分地体现出来。据《三国志·魏书·卞太后传》记载，卞太后在儿子曹丕成为太子的时候，淡淡地对前来报喜的大臣说：“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副卞太后就是这样一个“怒不变容，喜不失节”、宠辱不惊的女人，坦然面对自己和家人地位的升迁，同时对未来有着一份从容和淡定。
(二)以“才智”见长者
《世说新语》还塑造了一类光彩照人的才智型的沂蒙女性形象，她们并不信奉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甘心屈尊于男子做其附庸，其机智灵敏远可以和男子相抗衡。《贤媛》二十四记载：
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车骑将军桓冲不喜欢穿新衣服，妻子故意在其洗澡后送新衣服给他，桓冲非常气愤。面对大怒的丈夫，桓冲的妻子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冲听后大笑，欣然从命。一句睿智巧妙的话语，不仅化解了矛盾，而且解决了问题，充分体现了桓冲妻子的过人才智。又如《贤媛》九：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王广新婚后与妻子交谈，嫌妻子神态不像她的父亲那样高贵，其妻以同样的方式——父子类比、夫妻对比，进行针锋相对的机智反驳。通过王广妻子机警有锋的话语和机敏的应变能力，魏晋时期女性的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在《世说新语》中，具有这种智慧的沂蒙女性在当时的士族大家琅讶王氏家族中也有不少，如《贤媛》三十一中，王尚书惠曾经去看望王右军王羲之夫人，问其是否感觉视力和听力的衰退，王夫人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本属于极为平常的日常问候，但王羲之夫人却避简易就深奥，将其上升到层面，从形与神两方面来回答，这种机敏的应对之才正是魏晋风流的体现。
通观《世说新语·贤媛》中的沂蒙女性，绝大部分出身于世家大族或官宦之家，受当时风气的浸染和熏陶，她们代表了上层妇女中德才兼备的一类。
二、善良贤孝而悲苦多难的女性——《窦娥冤》中窦娥的原型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悲剧的典范性作品，一般认为，《窦娥冤》的故事框架，渊源于西汉刘向辑纂《说苑》卷五载有的“东海孝妇”守寡侍姑而无辜冤死的故事，此事经《汉书·于定国传》及干宝《搜神记》的转述或增益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展衍。可以说，《窦娥冤》虽然是一部以元代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杂剧，但窦娥形象却与汉朝以来一直流传于民间的“东海孝妇”故事存在着承袭关系。
孝妇很早就死了丈夫，又没有儿子，但侍奉婆婆非常周到。婆婆想让她再嫁，她坚决不肯。婆婆怕拖累媳妇，于是上吊自杀。其女到官府告状，官府拘捕了孝妇并对她用刑，孝妇熬不住，被迫承认自己有罪……文字虽很简洁，但是淳朴善良、贤惠坚忍的“孝妇”形象却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搜神记》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又引述了“长老传”一段话，其意义和贡献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首次明确了“孝妇”的姓名，形象更加真实可感。第二，增补了“立誓”的情节，故事更为生动曲折，而正是这个情节使古老的“东海孝妇”与元代的窦娥才“接上了气”。
关汉卿在此基础上加工创作了剧本《窦娥冤》：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小小年纪就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父亲窦天章是一个落魄书生，为了抵债，将七岁的窦娥卖给蔡婆婆当童养媳。蔡应允之，又给他四十两银子赴京应试。窦娥十七岁结婚，不久丈夫即因病去世。此后，她与蔡婆婆相依为命。蔡氏以放债收取高利贷为生，无力偿还债务的赛卢医欲将蔡婆婆骗到郊外勒死，恰被从此经过的流氓张驴儿父子救出。张驴儿父子不怀好意，乘机要将蔡氏婆媳占为己有，窦娥决议不从。张驴儿为了达到霸占窦娥的目的，企图毒死蔡婆婆，嫁祸窦娥，以逼其就范。不料阴差阳错，毒死的竟是自己的父亲。张驴儿以此为要挟，终致对簿公堂。善良单纯的窦娥原以为官府能判个公正，岂料太守受贿腐败，严刑逼供，屈斩窦娥。临刑前，窦娥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三桩誓愿，竟一一应验……
由此可见，“东海孝妇”确实可以说是《窦娥冤》的故事原型，其中有几个基本点两者是一致的，(1)孝妇；(2)受冤；(3)屈死；(4)天昭灾 。无论是史书的记载还是小说的创作，都众口一词，孝妇是无辜的，她有着莫大的冤屈，再加上关汉卿的《窦娥冤》，衬托出窦娥原型——“东海孝妇”孝顺坚强的形象。
我国古代的这些沂蒙女性，身处封建时代，她们能摆脱男性附庸的地位，不屈尊于男性。她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很自在。这其实就是中国当前沂蒙女性应该而且已经具有的某种真实的状态。她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闪烁着古代智慧贤淑的女性光彩。无论是德才兼备的女性，还是智慧超群的女性，或者悲苦多难的女性，她们的魅力、优雅、善良，深深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也影响着新时代的沂蒙女性，去开拓崭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注释：
①“沂蒙”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在近代以前并未出现，考究古代的行政区划及其流变，可知古代“琅玡郡”治所所辖范围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地区。本文为了论述上的便利，统一将其称为“沂蒙”。
②这七位女性形象，见载于《世说新语·贤媛》四、九、二四、二五、二六、二八、三一，共七则故事。参见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③卞太后(161-230)，琅玡开阳(今山东临沂)人，文帝母。汉延熹三年(161)十二月己巳生于齐郡白亭(今山东齐郡)。参见[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桓氏谱》曰：“冲娶琅玡王恬女，字女宗。”参见张万起、刘尚慈译汪：《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⑤诸葛诞(?-258)，字公休，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丰之后，诸葛亮的族弟。曹魏大臣，官至御史中丞、扬州刺史、镇东将军、镇南将军，封高平侯。257年起兵反司马昭，258年在突围时被胡奋所杀，被夷三族。参见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⑥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右军夫人：王羲之娶太尉郗鉴女，夫人即郗夫人。郗鉴，高平金乡(今嘉祥南)人，因此郗夫人是嫁到沂蒙的女性，本文也将其列入论述的范围。参见袁行霈：《中国史》，高等出版社，2005年版。
⑦据史料记载，汉时的琅玡郡东海县，治所就是现在的临沂市郯城县。参见[东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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